河北博物院《曲阳石雕》展厅里，陈列着众多精美的雕刻，丰富的宗教造像，散发着神秘气息，而来自五代时期的《伎乐》和《侍宴》两块汉白玉彩绘浮雕，则因散发着世俗奢侈的慵懒，俨然一幅古代中国王公贵族的浮世绘，吸引着无数世人追寻和探究的目光。生动的画面，飘飘的仙乐，小心侍宴的侍者，将人们引入千年前那场奢华迷离的宴会。这两块国宝级的浮雕究竟出自哪位历史枭雄之墓呢？它们又演绎了一场怎样的王公贵族家宴音乐会呢？ （一） 坐落于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西山上的一座千年古墓，1994年发现被盗，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于次年对其进行了历时四个月的发掘，一座蕴藏无数艺术珍品的古墓地宫揭开了神秘面纱。 从石家庄市区出发一路向北，行约70公里，进入曲阳境内。道旁密布石雕厂，各样石雕艺术品分列左右，一脸白石粉的石匠穿行其间，这是“曲阳印象”。途经一座山，山中雾气缭绕，据说，此山就是历史上以盛产汉白玉而闻名的“曲阳黄山”。曲阳是中国四大雕刻之乡之一，也是古代北方雕刻的中心。经曲阳县城，向西北进发，道路两旁山脉连绵，渐入太行山区。入灵山镇，灵山有海内外闻名的定窑遗址，定窑为宋代六大窑系之一，五代时定窑瓷器开始走向成熟。灵山镇西行至西燕川村，这里山势险峻，山峰密集，道路狭曲。 西燕川，一个偏僻而安静的小山村。古墓就坐落于村西两公里处的西山上，道路蜿蜒曲折，盘桓而上。爬上山腰，眼前顿时开阔，竟然是一大片平整的土地。这片平地北靠山峰，古墓依山凿穴而建。 古人将墓地视为阴宅，是人死后的居所，关系子孙祸福、家族兴衰，因而选择慎重，需要遵循一套理论，被称为堪舆学或风水学。这座古墓北依连绵山峦，东西两侧有平缓的山梁，南面是平坦开阔的黄土地，东北、西南各有河流环绕，正南对峙一座山峰，是墓葬之“案山”。这种格局，正好符合“背有靠，前有照；左青龙，右白虎；负阴抱阳；明堂如龟盖；南水环抱”的古代风水学的要求。 墓穴之上有封土。封土为夯土，呈馒头状，其作用一是防盗，二是标记。所谓树大招风，这座巨大的古墓也正是因此招惹了更多的盗贼。 如果将墓葬视为一座地下宅院，那墓道就是大门前的胡同，探身下去，从悠长深邃的墓道进入到一个陌生的未知世界。小心翼翼地走过近10米的大斜坡墓道，就看到一个石砌的券洞，即为墓门。从墓门入甬道，甬道是连接墓门与前室的密闭通道，好在甬道相当宽阔，紧悬的心略微平复。刚进去，你还没有适应灰暗的光线，探寻左右，却发现两侧各有一壁龛，定睛一看，竟不寒而栗，龛内放置的就是这座墓的守卫者：盘龙踏鹿和栖凤踏牛的两位武士。武士全副武装，装束鲜艳，分列左右，英武之气逼人，欲将鬼魅拒之门外。据说，后世民间门神的形象便是据此而来。 穿过甬道，进入墓室，陡然开阔，平面为方形，边长近5米，墓顶为弧拱形。墓壁四周绘壁画，内容丰富，从空间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帷幔以下。墓室南壁甬道两侧各绘两人，作拱手相迎状，表示对来客的欢迎。东西两壁绘人物和花鸟画，皆呈屏风式，每幅之间以红柱间隔。北壁中间绘一幅大型山水画，两侧为花鸟画。第二层为帷帐以上，拱券以下。周绘云鹤图，并间布十二时辰彩绘浮雕俑，这些浮雕为守护十二时辰的神灵，居住在庑殿顶的房子中。第三层为墓室顶部，绘日月星宿图。这三个层次分别象征现实世界、仙界和宇宙星空。 在前室南部东西各有一侧室，侧室墙壁绘有家居生活相关的内容，生活气息浓郁，传递出丰富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了千年以前，古代贵族家庭生活的真相：日常生活的奢华与悠闲，花草虫鸟的妙趣横生，山水的深远意境，皆令人叹为观止。古墓一会儿把我们带入仙境，一会儿又引入了苍茫的宇宙星空，享受心灵漫游。考古专家从墓葬规格和形制上推测，墓主人应该是一位五代时期的贵族王侯，他究竟是谁呢？ （二） 当年，考古队员们在墓室发现墓志一合。墓志盖篆刻阴文“唐故易定祁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北平王太原郡王公府君墓志铭”。这就准确圈定了墓主人乃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 王处直，长安人，唐代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之弟。他生活在晚唐五代。公元900年，他接任侄子王郜成为义武军节度使。公元921年，其养子王都发动兵变，囚禁王处直。次年，王处直被杀死。王处直统治易州和定州一带约22年。虽然那个时代战火纷飞，但王处直却让他的统治区基本免于战乱，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期间定窑瓷器的生产日渐成熟。 环视整个墓室，你是否还有点儿意犹未尽的感觉呢？仔细端详北壁，中间的山水画带黑色边框，黑色边框却半掩住两侧的红色立柱，恰似挡在前面的一扇山水屏风。屏风之后，是否另有玄机？ 考古队员们带着好奇，敲击北壁，回音深远而空洞。考古发掘证实了山水屏风之后竟然隐藏着另一个世界——又一个墓室出现了。这就是后室。后室呈长方形，比前室略低。底部为“凹”字形棺床，棺床上置墓主人的棺椁。墓室四周绘壁画。后室壁画不再作屏风式，而为通体式的花鸟，意趣更加盎然，体现了一种无所拘束的洒脱。 后室东西两壁南部下方各镶嵌一块汉白玉彩绘浮雕。西壁就是《伎乐》浮雕，东壁就是《侍宴》浮雕。 《伎乐》浮雕表现伎乐场面，共有15人。其中，执乐器的伎乐12人，一位持竹竿着男装的指挥者和二位屈膝蹬踏的舞者。12名伎乐分为前后两排，各操乐器，有箜篌、筝、曲颈琵琶、拍板、大鼓、笙、方响、答腊鼓、筚篥、横笛，共计十种。整个作品人物姿态传神，衣纹灵动，极富神韵。《侍宴》浮雕中有13名侍女和一名侏儒侍者，手中各有掌持。侍女可以分为三排，人物发髻形式多变，裙下不露履，衣着服饰与伎乐图基本一致。所掌持物品皆日常生活用具，更多为宴饮所用，有的器物垫布持握或托盘端持，或因盛放热食或热饮。画面中托盘执壶的侍女立于持盏的侍女侧后方，盏为饮茶具，所以后面的执壶，应当为装茶水所用。这是一件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整个作品人物众多，却不显拥挤，人物布局错落有致，充满秩序感，人物之间的呼应也恰到好处，散发着和谐之美。 自从东汉出现前后两室的砖室墓，前堂后室成为一种墓葬格局。前室象征客厅，后室象征居室，至唐代，后室置棺床，棺床相当于现实生活中的床榻。王处直墓中这两幅彩绘浮雕位于棺床两侧，皆朝向主人（棺椁），因而两幅浮雕作品是统一的，表现主人宴饮伎乐的场面。擂鼓者双臂挥舞，上下翻飞，弹击者优雅从容，吹奏者鼓腮专注。此时，上一个音符还在耳畔萦绕，下一个音符即将奏响，一首动人的旋律在墓室中流淌。而另一侧则是一群盛装持物的侍女，或静默，或顾盼，或扭颈，皆身姿前倾，作待命将行状，裙摆风动，正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她们在等待主人的召唤。一场家庭音乐会正在热闹而有序地进行。 （三） 曲阳雕刻重在神韵，雕刻师的着力点没有放在使雕刻物显现准确的真实形象上，而是让作品具有天然之趣，沿用了写意的手法，寓精细纤巧于洒脱，寓粗犷豪放于凝练，一派潇洒而又稳重的手法。《伎乐》《侍宴》这两件作品采用浮雕的方式，把人物故事刻画出来，使人物灵动传神起来，雕刻时只求大的效果，而人物的眉毛、眼睛、指甲盖，裙上的小花纹以及器皿上的纹饰等细部，并不去精细雕刻，只是通过墨线勾绘表现。然后再用朱砂、褐、青、绿等色为作品着色，雕刻作骨，绘画点睛，彩绘增色，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美的享受。 五代时期仿木结构的砖室墓日益发达起来，以砖雕表现建筑，大型墓葬中出现了用砖雕表现伎乐、出行等题材的浮雕作品，其善于表现盛大的场面，且符合普通人的审美需求。王处直墓的《伎乐》《侍宴》浮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伎乐》《侍宴》浮雕是目前唯一用整块汉白玉表现伎乐宴饮题材的一组国宝级文物，它们将雕刻与绘画相结合，相互增色，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这组作品以生动形象、细致入微、色彩艳丽而著称，集雕刻、绘画于一体，珠联璧合。 作品中女子的发式、妆容、服饰和体态大有“晚唐遗风”，也有五代时期的特点。《新唐书·五行志》称，唐末贵妇以假髻为首饰，曰“义髻”。梳髻以两鬓抱面，为“抛家髻”。小袖（大袖）长裙、密鬓擁面，蓬蓬松松，被称为“元和装”。大诗人白居易诗中对此装束也进行了描述，并有批判之意：“……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能，妆成尽似含悲啼……”此时的绘画多表现妇女体态丰腴的大唐遗风。浮雕中女子发式多变，有高髻、椎髻、环髻、单髻、丛髻，并用梳子和银花装饰，也有的采用“抛家髻”的发型。其人物的发式、妆容和体态，似含悲啼泪的面容，皆与“元和装”相吻合，但衣着装束却有五代的特色：女子皆内着套头圆领紧袖内衣，腰裙系双环绦带，背后结绶，裙腰越束带向上延伸，作云曲状，完全遮掩胸部，这都是五代时期河朔地域的服饰特色。 （四） 视觉的享受与体验之后，大家是不是更有兴趣聆听一下弥漫在画面之上的音乐呢？ 聆听一首琵琶曲，泪湿青衫易伤怀。历史的古音已无法复原，徒留伎乐们专心演奏的身姿与倩影，我们并不甘心，继续追问，她们演奏的究竟是何方神曲？ 研究古代音律的专家推测，伎乐们演奏的乐曲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为佛乐说。晚唐五代伎乐形象多出现在与佛教相关的绘画、建筑和雕刻上。“伎乐”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象征，同时也是佛教供养的重要内容。王处直墓伎乐们使用的十种乐器，除大鼓外，皆为敦煌壁画礼佛乐队中常见的乐器，晚唐五代佛乐也正在走向世俗化。可是依墓志的说法，王处直生前“习南华，热奇香醮北极”，说明他笃信道教。墓室中不见佛教因素，佛乐说显得缺乏根据，扑朔迷离。第二种为宴享雅乐。《伎乐》《侍宴》浮雕，一左一右，相互应和，为墓主人演奏助兴，合情应景。宴享雅乐为宫廷音乐的一种。那么王处直的身份可以享用吗？唐自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走向没落，几乎丧失了对河朔的控制，作为河朔地区的重要节度使，使用宫廷音乐成为可能。同时由于王朝的没落，宫廷乐人流向民间，部分优秀的乐人进入官宦人家。王处直墓里浮雕人物的装束与神态，与唐代《宫乐图》《捣练图》中的宫人形象相似。王处直从小生活富裕，僮奴众多，熟悉上层的娱乐生活，可以想象他在异地他乡，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大唐王朝的浓烈情感，他在家庭宴会上聆听一下长安的宫廷乐曲，有何不可？第三种为散乐说。散乐，本来为一种民间音乐，有较强的娱乐性，在盛唐时期，散乐进入宫廷，此后不断丰富发展，后又随王朝的衰败，回归民间。宴饮上究竟演奏的是雅乐，还是散乐，很难区分了。事实上五代的宫廷音乐，也正处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宫廷歌舞伎乐”向“剧、曲音乐”的转型时期。所以说，浮雕上演绎的可能是一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合奏曲。 一件优秀的艺术珍品之所以能够诞生，离不开滋养她的土地，土地给予人们创造的灵感和文化的营养。 从遥远的上古时期，太行山东麓就有条南北交通干道，进行民族的迁徙，文化的交流，形成了一条贯通南北的文化走廊。太行山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线，众多河流发源于黄土高原，因海拔落差，穿行太行山而东流向海，河流流行太行山，形成河谷，河谷也便成了连接东西的通道。如此的通道主要有八条，称为“太行八陉”。这八条通道与太行山东麓走廊相交织的结点，往往能滋养出文化，碰撞出文明。曲阳，南有沙河，北有唐河，两河的存在虽造成了交通的阻隔，但创造了区域文明。曲阳就是两大河之间，在太行文化走廊上结出的文明硕果。这里是中国石雕之乡、著名的定瓷产地，也是北岳祭祀之所，还是佛教文化的昌盛之地，《伎乐》《侍宴》浮雕就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艺术奇葩。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历史沉淀下来的终归是穿越时空的精髓，时间涤荡掉的总是那些浮华云烟。那曲凝固千年的人间仙乐，永远定格在汉白玉浮雕上；那场千年的奢华家宴，早已随着历史的长河滚滚而逝。唯有我们还在凝视历史，仰望星空，用心去聆听，那曲缥缈千年的神秘心曲。 |